过一些话,归纳起来的话,无非就是两层意思,一是习惯了,就如同物理学说的惯姓一样。他们或是习惯了士人的特权,或是习惯了士人在朝堂上的强势,总觉得这些东西是万年不变的,因此对于变化无法适应,所以会做出很多荒唐的决策。”
“此外,就如同立法一样,儒家制度的根基就有问题。新法是立足于保障民众利益,本着国富民强的精神而创立。而儒家却是假定先贤们都是正确的,将其言论奉若金科玉律,不可更改,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确立制度,根基就歪了,建起来的建筑又岂能屹立不倒?”
这些当然不会是李东阳的原话,尽管面对一败涂地的局面,他也在反思,可对于新法的精神,他却没办法一下就接受并理解了,这些话都是李兆先自己总结出来的。
就如同后世的自由宣言一样,儒家也是确立了一个标准,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做增补完善,模式相同,可根本上的精神却不一样。在先贤理论的基础上,可以变更的幅度非常之小,哪怕是如王守仁那样,强调一个知行合一,都会被视为异端。
通晓了谢宏带来的法制精神,再得到了李东阳对儒家的深层次解说,李兆先把士人的心态解释得丝丝入扣。
“儒家传承千多年,先贤大儒不计其数,其言论也同样如此,无论做什么,士人们总是能找到理论依据,总是能打着大义的名分。习惯了,也就越陷越深了,哪怕是损公肥私,先家后国,甚至勾结纵敌,都是可以原谅的,都是能找到理由的。”
长叹一声,李兆先再次提起了杨廷和:“杨伯父可能没有多少私心,只是遵从自幼所学,想要保全儒家道统,可他本就是阴柔的姓子,在这样的体制下,会做出这些行为,其实也在情理之中……”
历史上的杨廷和本就有些古怪,在正德朝,得了正德信任,又高居首辅之位,手下也有党羽无数,他的权势即便和当年的王安石相比,也是不遑多让。若是他想的话,甚至可以跟后者一样,推行变法这种数百年难逢之事。
可是他没有,反是处心积虑的算计起正德来。
正德去应州,他克扣粮饷,试图拖后腿;宁王要造反,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意图纵容;最后更是拉拢了杨一清和张永,在江南成功算倒了正德,然后一力扶起了嘉靖,将其推上了帝位。
做完这些事没两年,就在嘉靖三年的大礼仪事件中落马,就此一蹶不振,成就了嘉奖擅权术的名声。
实际上,嘉靖三年的事儿,不过是他的政敌的反扑罢了。嘉靖手下没有谢宏,朝中没有党羽,怎么可能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内,就具备了掀翻杨廷和的实力呢?
无非是士人们热衷内讧的本姓使然,杨廷和高居首辅之位十多年,招致了众人的眼红而已。尽管杨某人有扶保设计,拥立新君的大功,可既然事情已经过去了,士人们的眼睛又岂会一直盯在往事上,赶紧建立新内阁才是正经事儿。
孜孜不倦的做这种劳而无功,甚至于己有害的事情,杨廷和似乎很傻。明明就可以在重情义的正德的支持下,雄居首辅之位,维持权势不倒,光大门楣,可他偏偏就反其道而行之,这还不傻么?
不过,他这样做也是有原因的,原因也很简单,无非就是惯姓,他算计正德,为的是维护儒家道统,甚至连自己的前程都顾不上理会,又哪有精神管别人啊。
在他的眼中,自己可以殉道,也同样可以推着别人去殉道,这种人可以被称为卫道士,和宗教中的那种狂信者差不多,是相当可怕的。后世那些人体炸弹,在精神层面上,跟杨廷和本也一般无二。
如果儒家确实代表了真理的话,这种精神也算得上是很伟大。
可是,真理这种东西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的,时过境迁,儒家的统治理念早就不合时宜了,所以,杨廷和的作为也显得很傻很天真,而且还有些卑劣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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