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不能得为录尚书事,就不能得知国政。
“中平元年黄巾起事以今,已十一年矣,十一年中,汉室日渐凌迟,以至而下,在我等勤王兵到之前,天子性命竟已都被操持於奸贼之手!放眼海内,北至幽并,南至交扬,西到凉州,汉家之十余州,百余郡国,现在泰半都已被强豪窃据,互相攻战,民苦久矣!
“当此之际,如不即下猛药治之,而若再延宕放任,那么在我看来,也许再过不了几年,就不知会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至斯时也,将愈不可治矣!”
话到此处,荀贞甚有痛心之状。
帐中诸人知道,荀贞的这副样子,不是他装出来的,对於如今天下诸侯割据,互相攻战,百姓深受其害的现象,荀贞确实是早就非常痛恨,早就希望能够将局面扭转,——要不然,他也不会写出《蒿里行》这首诗来,此诗所蕴含的哀怜百姓之意,正是荀贞想要表达的。
郭嘉深有同感,说道:“明公所言甚是!汉室衰微已久,於今天下,恃兵自强,图谋不轨之徒确实很多。若放之任之,别的不讲,只那袁公路、袁本初兄弟,就一定会行篡逆之举!”
荀贞端起案上陶碗,喝了口水,润了润嗓子,继续说道:“今之海内,已然糜烂至此,若想真正的力挽狂澜,只一个车骑将军,我如何能够做的到?是以,我乃才欲得录尚书事。”再次环顾戏志才等人,说道,“我之此意,卿等知否?”
戏志才摇扇说道:“明公无需多讲,公之心意,忠等自知。”
……
却是荀贞说“不能得为录尚书事,就不能得知国政”,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
这要从尚书台的本质说起。
本质来说,尚书台的出现是君权和相权矛盾斗争的结果。
自有君、相,君权和相权之间就天然的存在矛盾。
只不过,前期的时候,君权与相权的斗争,君权并不占绝对的上风,因此,虽然早在战国时代,就已有尚书此官,但当时此官只是替诸侯主管文书的小吏而已,地位卑微;秦朝时,有了尚书令、尚书仆射、左右曹诸吏等官,但地位仍不重要,仅是皇帝与丞相之间的一个传达吏而已。
汉承秦制,到前汉武帝时,君权和相权间的矛盾斗争出现了大的变化,便是君权占据了绝对的上风,只是武帝虽然把丞相的权力收归到了宫廷,身为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却没有把权力交给中书(尚书),故而尚书那时的地位还是依旧很低。
尚书地位、权力的提高和扩大,是开始於武帝后。
到汉成帝时,中央政府的权力格局又出现了一个大的变化,以前由丞相总理政务的中央政府,一变而为司徒、司马、司空三公分权的中央政府,统一的丞相职权一分为三,三公互不统辖,於是中央政府的实际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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