况如何？那里还有没有可考虑的，在世的、真正的大作家，还是说那里的文学也和欧洲一样处于衰落期？我们只能通过译文来评判泰戈尔。对中国我们也只能这样。”

　　这只是他的一种设想，向卫礼贤咨询中国有没有值得入围的文学家。

　　卫礼贤接到信后很兴奋，他第一个想到的人是梁启朝。

　　“我认为把诺贝尔奖授予一位中国作家的想法非常出色。这将必然在文化政策上具有最深远的影响。我尚不清楚，哪个方向的人选会被考虑。作为对中国哲学、历史和文学都有涉猎的学者型作家，现代人文领域的领袖人物梁启朝应被考虑。”

　　随后，他又提到了胡拾和林子轩，并给出了自己的评价。

　　胡拾，哲学家、改革家，很激进，尽管年轻。却具有惊人的学识，充满激情。

　　林子轩，诗人、小说家、戏剧家，非常年轻。但很有才华，在西方有影响力。

　　“但我倾向于梁启朝，因为他更具代表性。”他在信中如此说道。

　　这是1924年，林子轩在西方文坛还处于崭露头角的阶段。

　　斯文赫定把这封信在瑞典文学院朗读了，诺贝尔奖委员会的成员也全都在场。

　　瑞典学院的院士们对他的建议虽然感到震惊，却又不失兴趣。觉得提名中国作家入围诺贝尔文学奖并非不可接受。

　　斯文赫定在回信中对候选人做出了说明。

　　“首先可以考虑的是文学作者，也就是依据想象力创作者，其次是那些对现有资料进行加工的作者，或者哲学家。”

　　同时，斯文赫定还写信征询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意见。

　　然而，高本汉不仅对梁启朝等人选不予支持，甚至对推举中国候选人根本不看好。

　　“就我所见，无论在叙事文还是诗歌方面，中国尚未诞生任何重要作家。假如梁启朝、章泰炎和胡拾等人的最优秀的作品翻译成西方语言的话，尽管这些文章对中国人很重要，但根本不会得到欣赏。我因此认为，目前根本无法找到任何一位诺贝尔文学奖人选。”

　　这两位汉学家其实都不怎么靠谱。

　　瑞典人高本汉在中国的时候研究的是汉语语音，他是语言学家，很少接触中国新文学。

　　德国人卫礼贤主要的兴趣和精力集中在对中国古典著作的翻译上，比如《易经》，根本没时间深入研究中国的新文学。

　　由于卫礼贤和梁启朝交往的比较多，才力荐梁启朝。

　　不过，斯文赫定受到高本汉的影响，对提名中国文学家入围诺贝尔奖的兴趣淡了很多。

　　他本人是探险家，既不精通汉语，也没有高深的文学造诣，很容易受到汉学家的影响。

　　这一次，斯文赫定来到北平，德国汉学家卫礼贤已经回国了。

　　他的考察计划得到了北洋政府的批准，没想到却遭到北平学术界的激烈反对。

　　这和林子轩有点关系。

　　林子轩成立中华文物救助会，提倡保护中国文物，严防外国学者以考察为名盗墓的行为。

　　经过不断宣传，中国学术界如今对外国学者前来考察非常敏感。

　　而且，斯文赫定考察的正是中国的西北地区，也就是甘肃和新疆一带。

　　甘肃的敦煌文献正是被以考察为名的外国学者给盗走的，有了前车之鉴，难免惹人生疑。

　　林子轩看到了报纸上的报道，他支持北平学术界的抗议行动，即便是北洋政府同意了，考察行动也需要接受中国学术界的监督。(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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