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场成功的罢工需要前期细致的调查，充分的准备，完善的谈判策略和牺牲的决心。

　　向警宇和蔡合森两人在法国留学期间就有过这种经验，法国人有罢工的传统。

　　会议结束，各自离开。

　　向警宇夫妇和那位湖南口音的男子一起回到公共租界慕尔鸣路甲秀里318号，这是一座典型的上海石库门建筑。

　　他们是邻居。对外声称是一家人。

　　与此同时，泰戈尔和徐至摩返回了上海。

　　在此之前，泰戈尔还到山西和山西军阀阎锡单谈论了一番哲学的话题。

　　相对于泰戈尔来到上海时的轰动，他的离开显得黯淡很多。总的来说，这不是一次成功的访问，他无意之中参与进了中国思想界的纷争。

　　在林子轩离开北平后，泰戈尔在北平的演讲并不顺利，受到不少青年学生的阻挠。

　　为此，徐至摩极为气愤。不愿意翻译那些青年人的言论。

　　胡拾则站了出来，仗义执言，斥责青年人无礼的行为，接替徐至摩为泰戈尔继续翻译。

　　他虽然不赞同泰戈尔的观点，但却不会像那样青年一样起哄赶人，至少要尽到地主之谊。

　　或许周作仁的看法较为冷静。

　　5月14日，周作仁在《晨报》副刊发表《“大人危害”及其他》一文，声明自己对于泰戈尔的访华及讲演“在反对与欢迎两方面都不加入”。

　　因为他觉得地主之谊的欢迎是应该的。

　　如想借了他老先生的招牌来发售玄学便不正当，至于那些拥护科学的人群起反对，虽然其志可嘉，却也有点神经过敏了。

　　围绕着泰戈尔访华的是是非非，终究告一段落。

　　1924年5月30日，泰戈尔离开上海，转道日本返回印度。

　　徐至摩陪同泰戈尔前往日本，把这位印度诗人送到香港，当徐至摩询问泰戈尔有没有落下什么东西的时候。

　　“我把心落在中国了。”泰戈尔如此说道。

　　然而，陈独绣并没有因为泰戈尔的离开而放弃攻击，他开始秋后算账。

　　6月1日，他用笔名发表《送泰戈尔――并慰失意的诸位招待先生》一文，将胡拾和林子轩与张军劢、徐至摩等人相提并论。

　　他把在中国招待泰戈尔的学者骂了一通，尤其是胡拾，他认为胡拾的立场不坚定。

　　这或许就是两位新文学启蒙者决裂的开始。

　　林子轩对陈独绣把自己捎带上批判一番没什么想法，连反击的念头都没有，因为没有必要，泰戈尔都走了，中国人该干嘛干嘛去吧。

　　历史会对今天发生的事情做出公正的评价。

　　他现在的重心放在冯程程身上，不怎么关注外界的事情，懒得打嘴仗，也就是有朋友来访的时候提起才知道。

　　6月份是冯程程的预产期，家里为是请接生婆接生还是到医院生产颇为争执。

　　虽然这个时代上海医院的医疗水平堪忧，但林子轩还是相信医院，接生婆什么的感觉太不靠谱了，万一出了问题，再送医院就晚了。

　　所以从六月份，冯程程就住在了法租界的广慈医院内。

　　这是一家法国天主教创办的医院，在上海很有名望，也就是后世的上海瑞金医院。

　　6月7日，冯程程被推进产房。

　　林子轩在产房外守候，林伯清和冯敬尧也坐在椅子上焦急的等待，冯敬尧的手下在医院内巡视，引得不少人侧目。

　　似乎没过多久，又似乎过了很久，林子轩听到产房里传来婴儿的啼哭声。

　　他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了下来。(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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