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莫斯科的时候,我就知道川上胜吉了。”
程义明冷冷地说道:“他一直都是一个日本潜伏特工,代号是‘毒蝎’,长期在中国进行潜伏,并在燕京大学任教。民国15年,也就是1926年,他接到新的任务,借口日本国内有事,离开中国,到莫斯科进行潜伏。
当时我奉工农党之命,到莫斯科进行学习,学的主要内容是情报工作。我接触到的第一件案子,就是川上胜吉。他的行踪,被苏俄的政治保卫总局发现,不过在准备抓捕的时候,消息走漏,川上胜吉连夜潜逃。但苏俄还是缴获了一批他仓皇逃窜来不及销毁的文件。
这其中,就有他在中国是如何潜伏的,如何刺探情报的。这些情报,苏俄方面当然不会和国民政府分享了。所以从始至终,国民政府都认为他是一个亲近中国的日本人。甚至,在九·一八事件中,川上胜吉还来了一封所谓的信,得到了委员长的表扬。
这应该是他在为未来的继续潜伏做准备。1931年,我脱离了工农党,33年,我宣誓效忠党国,原本这个川上胜吉我也早就忘了,可是,偏偏他的所谓儿子川上秀喜出现了。我一听他是川上胜吉的儿子,当时就知道,这是一个潜伏间谍!”
孟绍原听到这里哭笑不得。
这川上秀喜也是倒霉催的。
本来川上胜吉在中国精心伪装了那么多年,深藏不露,连委员长都夸奖过他,眼下他的“儿子”因为同情中国而叛逃,完全在情理之中。
可而他是,日本人哪里想到,会出现一个曾经在莫斯科学习过,而且还亲自参与了川上胜吉案子的人?
国民政府、工农党、莫斯科,本来如此错综复杂的关系,就因为一个程义明的出现,而彻底让这个计划暴露。
哪怕是孟绍原,也绝对想不到居然会有如此戏剧化的变化。
老天在亡日本人的这个计划。
“在我知道了日本人的计划后,立刻和周伟龙进行了商议。”程义明继续说道:“我们觉得当场逮捕他,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意义,不如将计就计,把他给留下来,利用他给日本人发送错误的情报。周伟龙随即又建议,是否可以借助川上秀喜让人潜伏到日本人那里去?
我们第一时间就想到了陈荣阳,觉得他很合适进行这个计划。我们判断川上秀喜是陆军部的情报人员,和日本陆军情报系统联系,他们不会来绑架川上秀喜的。所以我们选择了让陈荣阳向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门报告,果然,外务省的特务机关一听就如获至宝!”
接下来的一切就顺理成章了。
在赤木亲之的指挥下,利用陈荣阳提供的情报,外务省的特务机构顺利的找到了川上秀喜的藏身地点,并且绑架了他。
川上秀喜有口难言,他绝对不能泄露这个绝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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